南方局的吴豪提问:对于东南亚的大量投资,会不会对国内造成巨大的压力?

      李润石回答:我们现阶段的投资集中在为解放出来的国家提供修建铁路,港口的贷款。在我国政府层面,钞票是印刷厂印出来的一种“商品”。政府要生产多少钞票这种商品,就能生产出多少。

      现在看,我国政府的确提供了海量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本身就在为中国创造就业与订单,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虽然从长远看,我国并没有从这些订单里面赚到利润,但是这些基础建设本身的使用价值极高,这使得我们的投资非常有价值。

      从偿还的角度来看,这些长期投资的偿还时间往往在20年以上。根据投资部门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长期偿还的风险并不大。现阶段的货币发行,会在偿还过程中实现货币回收。这些货币在被回收之前,将持续为我国经济运行提供支持。

      从金融角度,我国发行的货币都有相应的有价值的资产作为对应。发行的巨额的中国元,赚取到了巨大的印花税。

      所以,我们最大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对外投资,而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些货币运行的监管。如果这些货币只是创造出我国国内巨大的不公,那才意味着我们工作的失败。

      ……

      看到这里,何锐心情非常好。放下会议记录,何锐背着手站起身,在屋内慢慢踱步。李润石的政治水平与思想水平极高,经济水平其实是他的短板。便是如此,李润石的水平在当下世界上也足以跻身优秀经济学家的行列。何锐已经不再担心未来中国经济思路会有问题。

      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斗争,这是人类世界几干年来的长期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个阶段更需要效率,某个阶段又必须追求公平,乃是历史上的常态。何锐不太在意这方面的问题。只要对经济的理解没问题,这些领域的争论和斗争就不是问题。

      对政府来说,最需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唾面自干。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准确的把握发展,某个政策在某个时间段内会非常有效,但是这个政策突然就变成了对经济造成巨大威胁的地雷。政府遇到问题就赶紧调整,干万不要在乎脸面。

      因为政府的工作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促进产业发展,降低失业率,维持低通胀。这些工作注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挨骂是必然。只要经济没出问题,人民骂一段就算了。反正人民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向外归咎本就是人类本能,在人类这种生物出现更好进化之前,政府被骂还能证明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对政府彻底失望,反倒不会去骂,而是去推翻政府了。

      心里面爽了一阵后,何锐回到办公桌边开始看世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报告。

      亚洲联军与世界人民解放军并非同一个系统,亚洲联军属于国家联合。而世界人民解放军现阶段是一个志愿军体系的组织。此时已经加入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是全球的左翼革命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全球革命者的集合体,全世界所有独立国家中都有人参加了世界人民解放军。

      与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相比,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性更统一。其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反垄断。也就是“推翻四座大山,解放世界人民”。

      到了1942年,整个亚洲地区应该都得到了解放。那时候就该轮到世界人民解放军向着非洲、欧洲、美洲进军的阶段。何锐很期待看到这一天尽早到来。

      正在看着报告,秘书进来报告,“主席,外交部李部长的电话。”

      何锐接起话筒,电话那头的李时光立刻说道:“主席,莫洛托夫方才向我们转达了苏共中央的看法。苏共不会派任何人参加同盟会的会议。”

      “……还有其他消息么?”何锐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

      李时光继续说道:“莫洛托夫表示,如果芬兰派人参加了同盟国的会议,苏联就不得不关注芬兰对苏联的列宁格勒造成的威胁。”

      说到这里,李时光又停了下来。他当然明白这是苏联方面的担忧,同样是苏联方面的借口。一战后,苏联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土地,包括波兰地区,波罗的海三国,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