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终于露出笑容。虽然没有笑出声，但心里面的欢喜堪比放声大笑。对于高水平的战略家来说，不存在用小把戏骗住对方的事情。地缘政治学既不复杂，也不高深。这门学说的主要核心就两个，第一个是国家的资源禀赋，第二是国家的领导者是否认识到了人类绝大部分社会活动是经济活动，并且基于这样的认知去构建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当然，第二个要点已经很自然地淘汰掉了不少垃圾政权。譬如，坚持“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满清政权，哪怕满清贵族们从上到下都理解了地缘政治学，照样没用。在这个时空里旋起旋灭的KMT也一样。
何锐认为李润石已经展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视野与高度。所以在李润石看来，既然中国无意弥合世界经济撕裂带。那么表现出弥合经济撕裂带的行为，就有更深刻的图谋。
在学过战略但是没能将自己提升到战略家层面的人看来，他们会认为‘中美英法’四国经济合作是中国的大战略。这就是战略家与非战略家的区别，大家并不在一个频道上。‘中美英法’四国合作是中国现阶段国内经济政策，与中国的世界战略关系不大。至于中国从中捞到的那点好处，本就是中国在合作中应得的，属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红利。
既然李润石问到这个层面，何锐也很坦率地答道：“既然英法选择了战争，我们也认为没理由拒绝这场战争，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确定我们的战争需求。我们的需求是，打破世界殖民体系，组建中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想要的和我们差不多，现阶段我推动中美英法的经济合作，就是趁着胡佛政府急需政绩的时候，通过合作，给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增加动力。现阶段我们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英法美都很清楚。英法美三国对于工业化的必需条件与速度还不够了解，所以愿意借用我们的市场需求来帮他们恢复经济信心。但是最多5年，中国各个行业都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我觉得世界上会出现新的黄祸论。”
听着何锐的解释，李润石眉宇间都是兴奋，他问道：“各行各业都能大规模生产产品，真的能这么快完成？”
何锐叹息道：“唉，必然差强人意。我可以做个预测，也就是两三年内，大量私营企业就会大量生产出所谓的假冒伪劣产品。那时候全国人民大概要被坑一遍，甚至每一轮的产业提升，全国人民都要被坑一轮。一直会被坑到人民的消费能力能够消费得起比较好的商品，而且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迭代也升级到让中档产品的价格比低成本产品的价格高不了多少为止。”
“这好像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呢？”李润石大感兴趣。
何锐却没啥兴趣详谈。他赶上过低价劣质产品的尾巴。当然，那时代城乡结合部夜市摆摊的摊主销售的10块钱一条的裤子，质量也已经不错了。所以何锐很不想提起那几件不想回忆的经历，却又不能不解释，何锐答道：“李润石同志，这种局面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消费能力不足。哪怕人民明知道便宜没好货，他们也愿意购买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低品质商品。等人民真的有了购买力，至少在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就不会购买这种商品。随着老一代逐渐凋零，这种低品质的廉价商品很自然就被消灭了。当然了，这个时间比较长。少则20年，多则30年。在战争爆发前，这个阶段会不会真的全面降临，我都很怀疑。”
李润石并没有丝毫批评奸商的想法，他有些期待地说道：“全国上下都能买得起工业品，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没错，要看到进步。不要在澡盆里洗完孩子，看到水是脏的，就连孩子一起给泼了。对了，李润石同志，你对于现在贫富差距怎么看？”
李润石没有丝毫隐瞒，“我很讨厌那些人，他们并不代表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如果能对他们进行改造的话，局面会好很多。”
“呵呵，同志，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何锐真心地感叹起来。
李润石也有些感慨，“主席，我看过你的书。你认为就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让他们完蛋，这想法会不会造成浪费？”
“资本主义就靠着浪费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也一样。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个冷酷但是有效的办法，就是破产重组。通过更有效地回收，将损失最小化。既然那些私营企业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参与到竞争里面，他们就该知道，有风险！你这种善良很可能导致了国家替这帮私营企业承担了风险，这正是那帮私营企业所渴望的。”
听何锐说得如此冷酷，李润石神色中露出了些不忍，但是很快，他叹息道：“的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何锐在桌上拍了一掌，赞道：“没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有人都厌恶风险，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将风险转嫁给别人。我们既然允许资本家存在，就应该对此有非常明确的理解。产业扶植政策会有风险，但不等于国家要替资本家承担他们自己必须面对的风险。同志们的确听过党校关于什么是创造生产力，什么是国家给人民的福利的课程，但是对此还是缺乏理解。毕竟，谁都厌恶风险。”
李润石知道，这话就牵扯到了路线斗争，也不想谈得太深，他换了个话题，“主席，你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会因为我们的建设成就感到恐惧，他们虽然不会团结起来，但是他们的政策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您认为变化主要发生在哪些领域？”
“变化主要发生在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认识上，帝国主义国家的谎言会被更多被压迫人民看穿。以前被压迫人民只能在糟糕的帝国主义秩序和不那么糟糕的帝国主义秩序中间二选一。现在被压迫人民会发现，他们真的可以获得解放。帝国主义不公平的世界贸易秩序会被打破。哪怕是穷国，也能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并且得到整个新秩序的财政转移，尽快帮他们建设起社会运营的基础部分。
就如现在我们对于朝鲜的政策，朝鲜提供的矿产价格是受其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决定。为了提高朝鲜的劳动力水平，已经开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向朝鲜提供了教育、基础建设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是20年偿还的无息贷款。朝鲜毕竟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人民知道受教育的重要性，只要监督到位，这笔钱能够有效地运行。
当然，第二个要点已经很自然地淘汰掉了不少垃圾政权。譬如，坚持“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满清政权，哪怕满清贵族们从上到下都理解了地缘政治学，照样没用。在这个时空里旋起旋灭的KMT也一样。
何锐认为李润石已经展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视野与高度。所以在李润石看来，既然中国无意弥合世界经济撕裂带。那么表现出弥合经济撕裂带的行为，就有更深刻的图谋。
在学过战略但是没能将自己提升到战略家层面的人看来，他们会认为‘中美英法’四国经济合作是中国的大战略。这就是战略家与非战略家的区别，大家并不在一个频道上。‘中美英法’四国合作是中国现阶段国内经济政策，与中国的世界战略关系不大。至于中国从中捞到的那点好处，本就是中国在合作中应得的，属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红利。
既然李润石问到这个层面，何锐也很坦率地答道：“既然英法选择了战争，我们也认为没理由拒绝这场战争，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确定我们的战争需求。我们的需求是，打破世界殖民体系，组建中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想要的和我们差不多，现阶段我推动中美英法的经济合作，就是趁着胡佛政府急需政绩的时候，通过合作，给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增加动力。现阶段我们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英法美都很清楚。英法美三国对于工业化的必需条件与速度还不够了解，所以愿意借用我们的市场需求来帮他们恢复经济信心。但是最多5年，中国各个行业都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我觉得世界上会出现新的黄祸论。”
听着何锐的解释，李润石眉宇间都是兴奋，他问道：“各行各业都能大规模生产产品，真的能这么快完成？”
何锐叹息道：“唉，必然差强人意。我可以做个预测，也就是两三年内，大量私营企业就会大量生产出所谓的假冒伪劣产品。那时候全国人民大概要被坑一遍，甚至每一轮的产业提升，全国人民都要被坑一轮。一直会被坑到人民的消费能力能够消费得起比较好的商品，而且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迭代也升级到让中档产品的价格比低成本产品的价格高不了多少为止。”
“这好像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呢？”李润石大感兴趣。
何锐却没啥兴趣详谈。他赶上过低价劣质产品的尾巴。当然，那时代城乡结合部夜市摆摊的摊主销售的10块钱一条的裤子，质量也已经不错了。所以何锐很不想提起那几件不想回忆的经历，却又不能不解释，何锐答道：“李润石同志，这种局面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消费能力不足。哪怕人民明知道便宜没好货，他们也愿意购买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低品质商品。等人民真的有了购买力，至少在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就不会购买这种商品。随着老一代逐渐凋零，这种低品质的廉价商品很自然就被消灭了。当然了，这个时间比较长。少则20年，多则30年。在战争爆发前，这个阶段会不会真的全面降临，我都很怀疑。”
李润石并没有丝毫批评奸商的想法，他有些期待地说道：“全国上下都能买得起工业品，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没错，要看到进步。不要在澡盆里洗完孩子，看到水是脏的，就连孩子一起给泼了。对了，李润石同志，你对于现在贫富差距怎么看？”
李润石没有丝毫隐瞒，“我很讨厌那些人，他们并不代表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如果能对他们进行改造的话，局面会好很多。”
“呵呵，同志，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何锐真心地感叹起来。
李润石也有些感慨，“主席，我看过你的书。你认为就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让他们完蛋，这想法会不会造成浪费？”
“资本主义就靠着浪费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也一样。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个冷酷但是有效的办法，就是破产重组。通过更有效地回收，将损失最小化。既然那些私营企业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参与到竞争里面，他们就该知道，有风险！你这种善良很可能导致了国家替这帮私营企业承担了风险，这正是那帮私营企业所渴望的。”
听何锐说得如此冷酷，李润石神色中露出了些不忍，但是很快，他叹息道：“的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何锐在桌上拍了一掌，赞道：“没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有人都厌恶风险，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将风险转嫁给别人。我们既然允许资本家存在，就应该对此有非常明确的理解。产业扶植政策会有风险，但不等于国家要替资本家承担他们自己必须面对的风险。同志们的确听过党校关于什么是创造生产力，什么是国家给人民的福利的课程，但是对此还是缺乏理解。毕竟，谁都厌恶风险。”
李润石知道，这话就牵扯到了路线斗争，也不想谈得太深，他换了个话题，“主席，你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会因为我们的建设成就感到恐惧，他们虽然不会团结起来，但是他们的政策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您认为变化主要发生在哪些领域？”
“变化主要发生在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认识上，帝国主义国家的谎言会被更多被压迫人民看穿。以前被压迫人民只能在糟糕的帝国主义秩序和不那么糟糕的帝国主义秩序中间二选一。现在被压迫人民会发现，他们真的可以获得解放。帝国主义不公平的世界贸易秩序会被打破。哪怕是穷国，也能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并且得到整个新秩序的财政转移，尽快帮他们建设起社会运营的基础部分。
就如现在我们对于朝鲜的政策，朝鲜提供的矿产价格是受其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决定。为了提高朝鲜的劳动力水平，已经开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向朝鲜提供了教育、基础建设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是20年偿还的无息贷款。朝鲜毕竟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人民知道受教育的重要性，只要监督到位，这笔钱能够有效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