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八五年,是为明万历十三年,大明帝国走到了他的第二百一十八个年头。

    言情这一年,执掌帝国权柄的张居正已经不在,名义上统治这个帝国的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被后世人鼓吹为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实际上,对他的评价可以从他的谥号看出来。他被称为“明神宗”,以“神”为谥号,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一五八五年是万历皇帝亲政了三年,前一年,年轻的皇帝在谒陵的时候大张旗鼓地督视御林军。这种行为,引起了当朝大臣的高度警惕。这支御林军由帝国的天子直接掌控,是在前“首辅”张居正的同意下组建的。御林军的最高统帅是御马监太监,换句话说,这支军队是掌握在皇帝的随从手上的。

    御林军这几年不断扩充规模,已经超过了朝廷官员的容忍程度。

    在一五八五年,帝国的最高官员,首辅申时行是一个信奉中庸的人。在前任首辅张居正的时代,申时行曾被认为是张居正的心腹。但实际上,申时行被选为张居正的接班人,并非因为他能够忠实贯彻张居正的政策,而是因为他在天子和文官之间的沟通能力。申时行实际上做的事情并不是协助皇帝执政,而是向文官妥协。在张居正死去后立即被清算的政治环境下,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

    面对朝廷官员们集体的压力,申时行不想得罪天子,也不敢让御林军继续发展下去。申时行找到了执掌御林军的将军们,他说了一句,“尔等不见江彬之覆么?”

    这看似轻家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满洲人。他死去后,女真人失去了友好的外部环境,在天启末年几乎快山穷水尽。大片大片地饿死,是女真人在天启年不得不面临的威胁。

    但帝国的局势总是不断改变,女真人很快就等到了机会。崇祯初年,在东林党那些“爱国”文官督师的手上,女真人不但摆脱了饥饿和贫穷,而且不断做大。两任督师号称花费几百万两银子的防御像是摆设,本应重兵防御长城不堪一击,女真人长驱直入。

    一次次的京畿掠夺,几万轻骑不结队列放蹄奔驰于大明国京师附近千里,抢夺人口财物粮食,如入无人之境。一次次轻而易举的胜利不仅让他们恢复了元气,更激发了他们席卷汉人天下的雄心。崇祯十七年,兵强马壮的满洲贝勒多尔衮入京,然后席卷而下。扬州,嘉定,四川,广州,一次次的屠刀被举起,然后就是留发不留头。

    人丁几十万的女真人,在汉人的土地上,把一万万的汉人变成了奴才。这样以少胜多的征服,足以让人类历史上其他自诩伟大的征服者汗颜。

    要知道,仅仅在几十年前,建州女真还停留在渔猎穴居的时代,近乎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这样的飞速崛起,诚实要让世界上其他自诩幸运的征服者羞愧。

    清军兵临南京之日,大明朝文官魁首,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城内富丽的院子里张皇失措,进退两难。艳名满江南的小妾柳如是对自己夫君这种女儿姿态,颇有不屑之意,她劝钱谦益投井殉国,以不负钱谦益平日里那满口仁义道德,忠君事国之理。

    柳如是虽然貌美闻名,终究是个浸淫于道德文章中长大的虚荣女人,所以才会这么说。她以前为了钱谦益的名声和权势抛弃过一个耿直不得遇的晚明才子陈子龙,她大概以为天下文官领袖钱谦益在国难面前,会和战斗至死的陈子龙一样铿锵激昂。

    但她等到的回答,是“水太冷”。

    明亡之时,钱谦益四处联络,带领东林党投降满清。

    实际上,投降的并不止东林党,文官集团要员几乎是全体投降。建州女真首领多尔衮轻骑开进北京城的前一天,还怀疑自己能否进入北京城。相信自己这么轻易可以进入京师的女真人并不多,毕竟北京城人口是百万计的,比所有女真人加起来还多。那一天,多尔衮本做好了遇到困难就返回关外去的打算。

    但等女真人开到北京城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呆滞了好久。他们看到的,是大开的城门,是大明朝的文官,那些口口声声高唱“道德”,自称“忠臣”,动不动号称要“死谏”辱骂大明天子的文官,正打开城门,跪在过道上欢迎女真人的王爷入城,入北京紫禁城。

    最后时刻想到殉国的,只有天子而已。

    充满抱负,辛劳终日的年轻天子,汉人最后一个皇帝,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京师城陷那一天,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天子没有选择逃走。他走上了煤山,把一根绳子挂在了一颗歪脖老槐树上,自缢而死。他的身边,没有一个文官,陪他殉国的,只有一个日夜侍奉天子的太监。

    刚刚在北边击败蒙古人,西边击败彝族人,南边击败荷兰人,东边击败日本人,大明朝强大繁荣得令西方敬畏,此时却突然如纸糊一般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