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誓师前制定的进攻计划，余大成的第二师并不参加对甘军的直接作战，这支部队将先攻占长武，切断平凉至西安的交通，然后再由长武向西过灵台进攻陇县，控制老兰西公路，关闭由甘东南入陕的通路。
长武县不但是古丝绸之路陆地通道必经之地，在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公檀父因戍狄逼迁于歧下，唐太宗与薛家父子酣战于“浅水塬”，郭子仪长武驻军防守，范仲淹派宋良驻兵长武，正是因历史上是“常常用武之地”才得名“长武”。
余大成派几十名战士入长武侦察，发现这里的局势正有些紧张。
长武县先是由刘镇华部杨凤仪和姜宏谋两个团交替驻防，后刘镇华被西北军击败逃入山西，长武县便改由西北军序列中孙岳的国民三军控制。而等到北洋联军讨赤，与西北军在上千里战线展开激战，后方很多部队被调往前线，长武也是如此，防务立时空虚起来。
1926年春，也就是今年4月，长武知县陈兆丽勾结国民三军收编的一个杂牌连驻扎县城，负责地方防务。在西北军序列中，国民军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嫡系，虽然胡景翼的第二军和孙岳的第三军实力都不算弱，但控制力、军纪相比第一军都比较差。当时西北军中流行这样的说法：一军私、二军滥、三军贪。驻扎长武的这个国民三军的杂牌连，连长叫逯韬，当真将“三军贪“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逯韬这个杂牌连本就是兵匪，被国民三军韩廷芳部收编后，挂上西北军的金字招牌，所作所为更无忌惮，日渐猖獗。此次逯韬与陈兆丽勾结，打着“扶武兴岐凤游击第二连”的旗号驻扎长武，不但纠集兵痞游民，虚设十连扩充势力自称为团，更预征田赋，肆意搜刮，纵兵为匪，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因其军队帽口有红带，长武百姓恨之入骨，便蔑称其为红头匪军。
一个预先入长武侦察的战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迹。
逯韬派兵与陈兆丽控制的厘金局，在方庄设卡，硬逼用手推车贩椽、贩炭和拉牲畜挂坡的农民交纳“套儿税”，逼杀猪后上市卖猪肉的农民缴纳“血税”。百姓苦不堪言。
前日县城肉集，逯韬匪兵和厘金局突然将“血税”提高至每半片猪肉征税银5角，引发百姓抗议，人声鼎沸，市场一片混乱。当时，一个农户挺身而出，振臂高呼：“不交，就是不交！百姓成年累月血一点汗一点，喂头肥猪舍不得吃，这才卖几个钱，贪官污吏就眼红了！”这人从东街一直喊到西门口：“卖肉的乡党，心放齐，血税不交！”群情激愤，一呼百应。征税的匪兵恼羞成怒，当场将这农户毒打一阵，并押进了县署大牢。
第二日，陈兆丽装模作样要开审“抗税案”，公署衙门布下一番大阵仗，数十红头匪军持**核弹，刺刀冷森。那农户在监牢再遭毒打，浑身上下伤痕累累，被拖上公堂后，见陈兆丽人模狗样，被匪兵及随从簇拥高坐其上，顿时怒从心头起，喷着血沫骂道：“啥东西！仓麦仓谷不算账，光知道搜刮钱财，耀武扬威欺压百姓！”
陈兆丽本就怀恨在心，这时更恼羞成怒，喝令：“把这个刁民给我狠狠地打！”那农户毫不示弱，骂不绝口。陈兆丽凶相毕露，亲手执棍行刑，把那农户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立毙公堂。围观者哗然，奔走呼喊，轰动全城，纷纷要为死难者伸冤，要向赃官及匪兵复仇。
另有一位战士回第二师汇报长武县政情、民情时，带了几个人回来。
其中一个叫赵树勋，二十六七岁，进贤区南宫村人，曾投军在杨虎城部创办于耀县的三民军官学校受训，今年初脱离队伍回家。还有一个叫李贵林，进贤区丰头村人，求学时曾在火神庙国语学堂与赵树勋同学，后辍学务农，粗通拳术。另一个叫胡积海，进贤区胡家河村人。这三人是长武民间“反贪官污吏，打红头匪军”风潮中的代表人物。
为给乡民报仇雪恨，赵树勋、李贵林、胡积海秘密串联景天申、胡振藩、胡占彪、张宝山、赵志云、景青山、景举、黎如林、高云锦等乡勇，并赴耀州邀请武术拳师，在景家河成立了红**会，一面焚香敬神，吞符诵咒，习棒练武，一面筹集刀矛，打探敌情，以便待机举事。
这三人有胆有识智勇过人，余大成很欣赏，不过对他们期望自己立刻进军消灭逯韬兵匪及处置陈兆丽之事，余大成却还有些顾虑。
对解放军来说，陈兆丽这样的狗官和逯韬这样的兵匪，当然是剿灭及镇压的对象，而战士们也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为长武百姓剪除毒瘤。但余大成心中却有些犹疑不定，倒不为别的，而是逯韬这个杂牌连毕竟属西北军下的正规编制，消灭逯韬容易，如何应付西北军却需要先有一个态度。余大成想来想去，觉得这问题最好还是吴安平拿主意，便将长武之事及自己的考虑通过军用电台，向西峰方面做了通报。
对于西北军，吴安平的看法也很复杂。
当前直系、奉系、鲁系、晋系等北洋军阀，正联合讨伐冯玉祥及其统帅的西北军。而自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便与共产党及苏联走得很近，虽然这一点成为北洋联军发起“讨赤”之战的借口，但正因此，冯玉祥和西北军的旧军阀、旧军队形象得到扭转，逐渐趋向正面，
民国已有人将之视为广东之外最具有革命性质的力量。
其实西北军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
长武县不但是古丝绸之路陆地通道必经之地，在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公檀父因戍狄逼迁于歧下，唐太宗与薛家父子酣战于“浅水塬”，郭子仪长武驻军防守，范仲淹派宋良驻兵长武，正是因历史上是“常常用武之地”才得名“长武”。
余大成派几十名战士入长武侦察，发现这里的局势正有些紧张。
长武县先是由刘镇华部杨凤仪和姜宏谋两个团交替驻防，后刘镇华被西北军击败逃入山西，长武县便改由西北军序列中孙岳的国民三军控制。而等到北洋联军讨赤，与西北军在上千里战线展开激战，后方很多部队被调往前线，长武也是如此，防务立时空虚起来。
1926年春，也就是今年4月，长武知县陈兆丽勾结国民三军收编的一个杂牌连驻扎县城，负责地方防务。在西北军序列中，国民军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嫡系，虽然胡景翼的第二军和孙岳的第三军实力都不算弱，但控制力、军纪相比第一军都比较差。当时西北军中流行这样的说法：一军私、二军滥、三军贪。驻扎长武的这个国民三军的杂牌连，连长叫逯韬，当真将“三军贪“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逯韬这个杂牌连本就是兵匪，被国民三军韩廷芳部收编后，挂上西北军的金字招牌，所作所为更无忌惮，日渐猖獗。此次逯韬与陈兆丽勾结，打着“扶武兴岐凤游击第二连”的旗号驻扎长武，不但纠集兵痞游民，虚设十连扩充势力自称为团，更预征田赋，肆意搜刮，纵兵为匪，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因其军队帽口有红带，长武百姓恨之入骨，便蔑称其为红头匪军。
一个预先入长武侦察的战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迹。
逯韬派兵与陈兆丽控制的厘金局，在方庄设卡，硬逼用手推车贩椽、贩炭和拉牲畜挂坡的农民交纳“套儿税”，逼杀猪后上市卖猪肉的农民缴纳“血税”。百姓苦不堪言。
前日县城肉集，逯韬匪兵和厘金局突然将“血税”提高至每半片猪肉征税银5角，引发百姓抗议，人声鼎沸，市场一片混乱。当时，一个农户挺身而出，振臂高呼：“不交，就是不交！百姓成年累月血一点汗一点，喂头肥猪舍不得吃，这才卖几个钱，贪官污吏就眼红了！”这人从东街一直喊到西门口：“卖肉的乡党，心放齐，血税不交！”群情激愤，一呼百应。征税的匪兵恼羞成怒，当场将这农户毒打一阵，并押进了县署大牢。
第二日，陈兆丽装模作样要开审“抗税案”，公署衙门布下一番大阵仗，数十红头匪军持**核弹，刺刀冷森。那农户在监牢再遭毒打，浑身上下伤痕累累，被拖上公堂后，见陈兆丽人模狗样，被匪兵及随从簇拥高坐其上，顿时怒从心头起，喷着血沫骂道：“啥东西！仓麦仓谷不算账，光知道搜刮钱财，耀武扬威欺压百姓！”
陈兆丽本就怀恨在心，这时更恼羞成怒，喝令：“把这个刁民给我狠狠地打！”那农户毫不示弱，骂不绝口。陈兆丽凶相毕露，亲手执棍行刑，把那农户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立毙公堂。围观者哗然，奔走呼喊，轰动全城，纷纷要为死难者伸冤，要向赃官及匪兵复仇。
另有一位战士回第二师汇报长武县政情、民情时，带了几个人回来。
其中一个叫赵树勋，二十六七岁，进贤区南宫村人，曾投军在杨虎城部创办于耀县的三民军官学校受训，今年初脱离队伍回家。还有一个叫李贵林，进贤区丰头村人，求学时曾在火神庙国语学堂与赵树勋同学，后辍学务农，粗通拳术。另一个叫胡积海，进贤区胡家河村人。这三人是长武民间“反贪官污吏，打红头匪军”风潮中的代表人物。
为给乡民报仇雪恨，赵树勋、李贵林、胡积海秘密串联景天申、胡振藩、胡占彪、张宝山、赵志云、景青山、景举、黎如林、高云锦等乡勇，并赴耀州邀请武术拳师，在景家河成立了红**会，一面焚香敬神，吞符诵咒，习棒练武，一面筹集刀矛，打探敌情，以便待机举事。
这三人有胆有识智勇过人，余大成很欣赏，不过对他们期望自己立刻进军消灭逯韬兵匪及处置陈兆丽之事，余大成却还有些顾虑。
对解放军来说，陈兆丽这样的狗官和逯韬这样的兵匪，当然是剿灭及镇压的对象，而战士们也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为长武百姓剪除毒瘤。但余大成心中却有些犹疑不定，倒不为别的，而是逯韬这个杂牌连毕竟属西北军下的正规编制，消灭逯韬容易，如何应付西北军却需要先有一个态度。余大成想来想去，觉得这问题最好还是吴安平拿主意，便将长武之事及自己的考虑通过军用电台，向西峰方面做了通报。
对于西北军，吴安平的看法也很复杂。
当前直系、奉系、鲁系、晋系等北洋军阀，正联合讨伐冯玉祥及其统帅的西北军。而自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便与共产党及苏联走得很近，虽然这一点成为北洋联军发起“讨赤”之战的借口，但正因此，冯玉祥和西北军的旧军阀、旧军队形象得到扭转，逐渐趋向正面，
民国已有人将之视为广东之外最具有革命性质的力量。
其实西北军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