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一章蛰伏
由于出发点不同，美国公使马慕瑞和英国公使麻克类，在对吴安平及其掌控的西北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态度这一问题，两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放眼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英国，则主要是想维持目前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虽然双方将尽可能保持行动一致，但具体到倾向采用手段，实质却各有不同。
但两人最起码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吴安平已足够强大，具备牵扯中国军情政局变化的能力。对西北，英美两国都有些鞭长莫及，难以施加必要的影响，但马慕瑞认为无妨先与之接触，麻克类却以为没有必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分化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交易，至于西北，由于苏联和日本势必分别在外蒙及满蒙对其压制，实际，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
当然，吴安平如果将解放军兵力东移，向河南、两湖及四川拓展空间，那又是另一番情形。不过此时，西北又将受到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双重牵制，在北伐这一大背景下，单纯军事占据优势，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将之转化为政治优势，而只凭军事没有政治，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前景的。
西北或许有的一套独特理论及体系，但就影响力而言，还远未能和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比拟。除非吴安平立意分裂中国，否则他的体系越健全完备，就越难与两个政府达成妥协。对北京政府来说，也许暂时只求井水不犯河水，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其更无可能接纳像西北这样具备完整实力的新团体。
同一时刻的北京城里，各国驻华外交官对西北其实也是在沸腾议论。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对西北的关切程度，甚至还超过英美两国公使。毫无疑问，这所谓的有些国家，自然是指日本和苏联。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从“坂西公馆”召来土肥原贤二，联合使馆一众参赞、武官，就目前的西北局势展开激烈讨论。
这时候，国民军虽还未与北洋奉系军队直接交手，但日本方面已判定，奉军绝不可能抵挡军怒涛一般的北伐攻势。日本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波及到“满洲”。为此，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一面急电面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但大一统之心不死，对日本方面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平津。因此，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对张作霖产生很大不满，在继续说服张作霖的同时，也开始在暗中准备应变手段。这些应变手段说穿了只有两个，一是直接派兵干涉北伐，二是促使奉系内部生变。
本来，冯玉祥的西北军虽与日本关系不睦，但这支军队在南口战败后，对奉军已构不成多大威胁，有另成体系的解放军牵制西北军及阎锡山的晋军，只要安国军能在华北、华中与军形成对峙，局面或许还不会像预想那么差。但此番西北大战不过旬日，解放军便异军突起，击溃、收编西北军，继而威压晋军，将势力深入到绥远，已直接威胁奉军右翼及满蒙安全，不由得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不着慌。
虽然从北伐伊始，土肥原贤二领导的特务机关，就陆续为日本国内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可谓劳苦功高，但正因为忽视了对解放军的谍报工作，所以在这次联席会议，土肥原贤二受到了强烈指责。芳泽谦吉对他也略有微辞，认为正是谍报机构的不作为，才致使前期制定的应对北伐的策略，几乎要完全推倒重来。
土肥原贤二只能连声“嗨咦嗨咦”，低头接受指责，不过等议题转回到如何应对此番西北变局之时，他却迅速提供了几个看去还不的方案，又赢得了一片“哟西哟西”的称赞声。
这个特务头子提议：强化日本在满蒙的军事存在；促成奉军和解放军的好乃至联合；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用，将日本势力向西北逐步渗透，诱使吴安平将西北独立；派遣大量谍报人员进入西北，刺探情报之余，将解放军的针对目标导向苏联；以助其收复外蒙为名，促使西北与苏联形成军事对峙，减轻满蒙压力；等等。
且不说土肥原贤二的提议有无实现可能，最起码这些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芳泽谦吉等人随即在此基础，开始商议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土肥原贤二将先前忽视西北视为谍报机关的耻辱，在其格外卖力。
日本使馆的密议还在进行，同一时刻的苏联使馆内，却在同样激烈进行的讨论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国民政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接受苏联近三千万金卢布军事援助，始有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进展，但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矛盾重重，本就难以整合梳理，现国民政府又面临武汉、南昌迁都之争，这些扑朔迷离的变化，连身处其中的中国精英们都难以看透看清，苏联方面更难以预测大的前景如何。
而吴安平反苏、冯玉祥落败、解放军逼近新疆、外蒙，这正是乱添乱、急加急，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齐尔内赫虽然是苏联驻华大使，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竟找不出丝毫的办法来应对。西北之变既有可能对中国的北伐大局构成影响，又对苏联在北亚及东北亚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态势之综复杂，足以令任何有经验的人皱起的眉头。
此时，李大钊就在苏联大使馆内。这位中共创始人、北方区区委记，因受段祺瑞政府通缉，不得不躲入苏联大使馆军营暂避。谢尔盖耶维奇要讨论西北之事，不能不将李大钊请来。西北是苏联人的禁区，只有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存在，由于中共反而可以自由活动，所以没李大钊的参与，这会就开不起来。
吴安平坚定反苏，肆意攻击其领袖，苏联人自然不会好以对。持强硬立场的人很多，甚至有共产国际的人提出，要让中共党员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与大资本家吴安平展开坚决斗争。不过，李大钊的态度却有些为难，这让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有些不满。
正是为改变国家贫弱、军阀割据、倍受侵略的现状，一些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才几经艰难，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成为了马列的信徒。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只是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这时期的共产党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又同时具备了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由于出发点不同，美国公使马慕瑞和英国公使麻克类，在对吴安平及其掌控的西北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态度这一问题，两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放眼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英国，则主要是想维持目前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虽然双方将尽可能保持行动一致，但具体到倾向采用手段，实质却各有不同。
但两人最起码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吴安平已足够强大，具备牵扯中国军情政局变化的能力。对西北，英美两国都有些鞭长莫及，难以施加必要的影响，但马慕瑞认为无妨先与之接触，麻克类却以为没有必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分化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交易，至于西北，由于苏联和日本势必分别在外蒙及满蒙对其压制，实际，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
当然，吴安平如果将解放军兵力东移，向河南、两湖及四川拓展空间，那又是另一番情形。不过此时，西北又将受到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双重牵制，在北伐这一大背景下，单纯军事占据优势，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将之转化为政治优势，而只凭军事没有政治，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前景的。
西北或许有的一套独特理论及体系，但就影响力而言，还远未能和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比拟。除非吴安平立意分裂中国，否则他的体系越健全完备，就越难与两个政府达成妥协。对北京政府来说，也许暂时只求井水不犯河水，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其更无可能接纳像西北这样具备完整实力的新团体。
同一时刻的北京城里，各国驻华外交官对西北其实也是在沸腾议论。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对西北的关切程度，甚至还超过英美两国公使。毫无疑问，这所谓的有些国家，自然是指日本和苏联。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从“坂西公馆”召来土肥原贤二，联合使馆一众参赞、武官，就目前的西北局势展开激烈讨论。
这时候，国民军虽还未与北洋奉系军队直接交手，但日本方面已判定，奉军绝不可能抵挡军怒涛一般的北伐攻势。日本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波及到“满洲”。为此，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一面急电面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但大一统之心不死，对日本方面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平津。因此，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对张作霖产生很大不满，在继续说服张作霖的同时，也开始在暗中准备应变手段。这些应变手段说穿了只有两个，一是直接派兵干涉北伐，二是促使奉系内部生变。
本来，冯玉祥的西北军虽与日本关系不睦，但这支军队在南口战败后，对奉军已构不成多大威胁，有另成体系的解放军牵制西北军及阎锡山的晋军，只要安国军能在华北、华中与军形成对峙，局面或许还不会像预想那么差。但此番西北大战不过旬日，解放军便异军突起，击溃、收编西北军，继而威压晋军，将势力深入到绥远，已直接威胁奉军右翼及满蒙安全，不由得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不着慌。
虽然从北伐伊始，土肥原贤二领导的特务机关，就陆续为日本国内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可谓劳苦功高，但正因为忽视了对解放军的谍报工作，所以在这次联席会议，土肥原贤二受到了强烈指责。芳泽谦吉对他也略有微辞，认为正是谍报机构的不作为，才致使前期制定的应对北伐的策略，几乎要完全推倒重来。
土肥原贤二只能连声“嗨咦嗨咦”，低头接受指责，不过等议题转回到如何应对此番西北变局之时，他却迅速提供了几个看去还不的方案，又赢得了一片“哟西哟西”的称赞声。
这个特务头子提议：强化日本在满蒙的军事存在；促成奉军和解放军的好乃至联合；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用，将日本势力向西北逐步渗透，诱使吴安平将西北独立；派遣大量谍报人员进入西北，刺探情报之余，将解放军的针对目标导向苏联；以助其收复外蒙为名，促使西北与苏联形成军事对峙，减轻满蒙压力；等等。
且不说土肥原贤二的提议有无实现可能，最起码这些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芳泽谦吉等人随即在此基础，开始商议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土肥原贤二将先前忽视西北视为谍报机关的耻辱，在其格外卖力。
日本使馆的密议还在进行，同一时刻的苏联使馆内，却在同样激烈进行的讨论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国民政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接受苏联近三千万金卢布军事援助，始有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进展，但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矛盾重重，本就难以整合梳理，现国民政府又面临武汉、南昌迁都之争，这些扑朔迷离的变化，连身处其中的中国精英们都难以看透看清，苏联方面更难以预测大的前景如何。
而吴安平反苏、冯玉祥落败、解放军逼近新疆、外蒙，这正是乱添乱、急加急，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齐尔内赫虽然是苏联驻华大使，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竟找不出丝毫的办法来应对。西北之变既有可能对中国的北伐大局构成影响，又对苏联在北亚及东北亚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态势之综复杂，足以令任何有经验的人皱起的眉头。
此时，李大钊就在苏联大使馆内。这位中共创始人、北方区区委记，因受段祺瑞政府通缉，不得不躲入苏联大使馆军营暂避。谢尔盖耶维奇要讨论西北之事，不能不将李大钊请来。西北是苏联人的禁区，只有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存在，由于中共反而可以自由活动，所以没李大钊的参与，这会就开不起来。
吴安平坚定反苏，肆意攻击其领袖，苏联人自然不会好以对。持强硬立场的人很多，甚至有共产国际的人提出，要让中共党员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与大资本家吴安平展开坚决斗争。不过，李大钊的态度却有些为难，这让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有些不满。
正是为改变国家贫弱、军阀割据、倍受侵略的现状，一些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才几经艰难，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成为了马列的信徒。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只是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这时期的共产党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又同时具备了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