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放军建立以来，与陇东集团的关系就一直不清晰，而随着解放军攻占甘陕，政府加入进来，三方关系更为混乱。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明确三方关系，其实就是明确甘陕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正因为如此重要及关键，几乎牵扯到所有人的权益，所以大家才会争论不休，都争相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影响吴安平，使自己的意图能得到体现。
关于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吴安平已经决定，召集甘陕省道县三极官员，在九月底齐聚西峰，到时再将之明确。不过，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议论，倒不妨将大致设想提前透露一二，既是让所有人有个心理准备，也是提供探讨，以备查漏补缺。
决定权在吴安平手中，没有人能影响他，除了夏听白。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指手划脚，无非是依靠穿梭后世的一些认识，在这方面，夏听白有着后世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显然比他更有优势。
受新思潮影响，求学时吴安平曾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贵族、勋阀、寡头、平民、僭主五种政体循环更替。而在《论政治家》一书中，柏拉图又提出整体分类观点，先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平民三种，然后依据是否实行法治，对应产生僭主、寡头和暴民三种政体。他认为，法治的专制政府，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
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政体及对应的僭主、寡头、平民三种变态政体。他则认为，法治的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
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托马斯?霍布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按照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一人掌握主权的君主政体、议会式的贵族政体以及全体臣民大会掌权的民主政体。他放弃了对理想政体的探讨，认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让统治者放弃私利而只谋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会被增进。
虽然对这些政治思想只有粗浅了解，但依然让吴安平得到一个印象：相对于民主，专制并非一定不好；民主政体也可能产生专制，专制政体无碍实现民主。
民国现在有无数人希望实现民主政治，而几乎每一个军政势力都在自我标榜民主，北洋在讲，国民党在讲，共产党也在讲，仿佛只要确立民主政体，扫除**政治，就能结束民国乱象，开始中华的复兴。刚开始，吴安平其实就是认为的，但有过穿梭后世的经历后，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政治体制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现在看来，民主和**都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只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失去**其将毫无意义，或者可以这样说，民主其实就是较低程度的**。虽然看上去这个说法有些摸棱两可，但依照历史和现实看，**是一个人的**，比如君主制；而民主不过是一些人的**，比如议会制和内阁制。
民主和**是各有利弊的，并不是任何民主都好过**，也不是任何**都好于民主。最清廉的民主当然好过最腐败的**，但这是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它们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很低。相对而言，民主清廉但效率低，**高效但易腐败，用民主的优点去比较**的缺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正如反过来拿民主的缺点去比较**的优点。
后世最多做出对比的，应该是另一种极端情境，即最高效的**和最腐败的民主的比较。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无效率的民主远远比不上清廉高效的**，比如象明代的文官首辅内阁制度。但在迷恋民主的人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坏的民主也强过最好的**。
吴安平记得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著名的西方将领，在强敌压境之时，还在跟美女共进晚餐，有人就此讽刺，他却回敬道：“无法提供人民想吃的食物的政府，根本没必要替它卖命。这是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
如果照这样的民主原则推论，那看到满人入关大肆屠戮汉人时，就不必愤恨为何即便这样，百姓仍对汉族明王朝如此绝情，而义无反顾投入篡汉满贼的怀抱了。毕竟相对于仁人志士的一腔热血和盲目喊口号，有吃有喝才是最实际的。或许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历史，历史证明，其实政治体制对百姓人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还不如一个馒头一碗粥。
那些在明亡时纷纷杀身成仁的人，不能说他们不可敬，也不能说他们愚蠢，但对比明史上那些木匠皇帝、好色皇帝、将军皇帝，两者总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地讽刺。而清末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共和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主了共和了，百姓却更陷于饥饿战火，处境反不如前，这同样也有那么一点点讽刺。
西风东渐，无数民族精英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却不知贫民百姓对此全无兴趣。吴安平倒是觉得，关注其政体的民主形式，不如关注其政体背后体现的人文思想。
中国史书上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话的：“国家灭亡是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跟个人的幸福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对不少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由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只要人还在，这个政治实体改变一下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以，国家和个人比起来，个人是本，国家是末，个人重于国家，如崖山十万军民蹈海殉宋似乎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中国历代包括民国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国家是一台大机器，百姓是螺丝钉，只要每个螺丝钉都乖乖呆在它该呆的地方，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天下就能太平。所以一遇到有些棱角毛刺的，就要防患于未然，赶紧锉平它，不然就换掉。对于国家来说，人只是小零件，无血亦无肉，过得好全拜国家所赐，若是倒霉遭到国家遗弃或背叛，那也是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不是为个人私利。
对西方的一贯观点而言，每个个体的人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个人的光辉远远压倒了国家，个人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国家，人民一词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当然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人只是用来填进国家这台巨大的怪物机器的零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中，人命都如同草芥。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前过去，却并没有人真正这么以为。
关于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吴安平已经决定，召集甘陕省道县三极官员，在九月底齐聚西峰，到时再将之明确。不过，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议论，倒不妨将大致设想提前透露一二，既是让所有人有个心理准备，也是提供探讨，以备查漏补缺。
决定权在吴安平手中，没有人能影响他，除了夏听白。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指手划脚，无非是依靠穿梭后世的一些认识，在这方面，夏听白有着后世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显然比他更有优势。
受新思潮影响，求学时吴安平曾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贵族、勋阀、寡头、平民、僭主五种政体循环更替。而在《论政治家》一书中，柏拉图又提出整体分类观点，先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平民三种，然后依据是否实行法治，对应产生僭主、寡头和暴民三种政体。他认为，法治的专制政府，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
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政体及对应的僭主、寡头、平民三种变态政体。他则认为，法治的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
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托马斯?霍布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按照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一人掌握主权的君主政体、议会式的贵族政体以及全体臣民大会掌权的民主政体。他放弃了对理想政体的探讨，认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让统治者放弃私利而只谋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会被增进。
虽然对这些政治思想只有粗浅了解，但依然让吴安平得到一个印象：相对于民主，专制并非一定不好；民主政体也可能产生专制，专制政体无碍实现民主。
民国现在有无数人希望实现民主政治，而几乎每一个军政势力都在自我标榜民主，北洋在讲，国民党在讲，共产党也在讲，仿佛只要确立民主政体，扫除**政治，就能结束民国乱象，开始中华的复兴。刚开始，吴安平其实就是认为的，但有过穿梭后世的经历后，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政治体制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现在看来，民主和**都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只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失去**其将毫无意义，或者可以这样说，民主其实就是较低程度的**。虽然看上去这个说法有些摸棱两可，但依照历史和现实看，**是一个人的**，比如君主制；而民主不过是一些人的**，比如议会制和内阁制。
民主和**是各有利弊的，并不是任何民主都好过**，也不是任何**都好于民主。最清廉的民主当然好过最腐败的**，但这是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它们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很低。相对而言，民主清廉但效率低，**高效但易腐败，用民主的优点去比较**的缺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正如反过来拿民主的缺点去比较**的优点。
后世最多做出对比的，应该是另一种极端情境，即最高效的**和最腐败的民主的比较。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无效率的民主远远比不上清廉高效的**，比如象明代的文官首辅内阁制度。但在迷恋民主的人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坏的民主也强过最好的**。
吴安平记得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著名的西方将领，在强敌压境之时，还在跟美女共进晚餐，有人就此讽刺，他却回敬道：“无法提供人民想吃的食物的政府，根本没必要替它卖命。这是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
如果照这样的民主原则推论，那看到满人入关大肆屠戮汉人时，就不必愤恨为何即便这样，百姓仍对汉族明王朝如此绝情，而义无反顾投入篡汉满贼的怀抱了。毕竟相对于仁人志士的一腔热血和盲目喊口号，有吃有喝才是最实际的。或许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历史，历史证明，其实政治体制对百姓人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还不如一个馒头一碗粥。
那些在明亡时纷纷杀身成仁的人，不能说他们不可敬，也不能说他们愚蠢，但对比明史上那些木匠皇帝、好色皇帝、将军皇帝，两者总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地讽刺。而清末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共和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主了共和了，百姓却更陷于饥饿战火，处境反不如前，这同样也有那么一点点讽刺。
西风东渐，无数民族精英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却不知贫民百姓对此全无兴趣。吴安平倒是觉得，关注其政体的民主形式，不如关注其政体背后体现的人文思想。
中国史书上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话的：“国家灭亡是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跟个人的幸福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对不少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由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只要人还在，这个政治实体改变一下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以，国家和个人比起来，个人是本，国家是末，个人重于国家，如崖山十万军民蹈海殉宋似乎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中国历代包括民国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国家是一台大机器，百姓是螺丝钉，只要每个螺丝钉都乖乖呆在它该呆的地方，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天下就能太平。所以一遇到有些棱角毛刺的，就要防患于未然，赶紧锉平它，不然就换掉。对于国家来说，人只是小零件，无血亦无肉，过得好全拜国家所赐，若是倒霉遭到国家遗弃或背叛，那也是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不是为个人私利。
对西方的一贯观点而言，每个个体的人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个人的光辉远远压倒了国家，个人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国家，人民一词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当然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人只是用来填进国家这台巨大的怪物机器的零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中，人命都如同草芥。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前过去，却并没有人真正这么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