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早已收到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的联名电报，但却一直没拿定主意要到西北来。对西北之行，他个人的意愿不说，共产国际方面就争论的很厉害。虽然由于吴安平对斯大林的攻击，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与其和解的建议，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应该让李大钊走这一遭，声称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人祸，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国军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国军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人祸，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国军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国军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