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安平的建议虽过于幼稚，不大行得通，但既然其已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回应。”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上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上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中共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但已明示上海中共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上，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共产党，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上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上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中共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但已明示上海中共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上，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共产党，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