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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所说的故事，让每个听到的人都沉默了下来。∈↗我们多少听到过一些战俘营的故事，只知道大部分的战俘被露天安置，即使到了秋天，也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在铁丝网围成的战俘营里，在忍饥挨饿中自生自灭，却从来没想到德军居然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的指战员。
“后来呢？”谢杰里科夫瓮声瓮气地问道；“那些被杀害的战俘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尼古拉耸了耸肩膀，有些无奈地说道：“德国人让我们挖了两个大坑，把所有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浇上汽油放火焚烧。等尸体被烧得半焦了，再让我们用土把坑填上。”
只听谢杰里科夫又问：“可是我听说的，却是另外一码事。据说德国人对我军的战俘进行了严格的登记管理，进行过专门核算，对哪个集中营内有多少战俘、需要准备和分配多少必须的食品份额都有明确的、具体的概念。集中营内每名战俘都有一张所谓的‘身份卡’，正面是编号和名字，背面记载着所有的个人情况，如民族、职业、军衔、被俘时的部队、被俘地点、健康状况、被俘或运送到集中营时的伤病情况等，还经常写上家庭住址。登记时还留有指纹，拍过照片。死后还会在卡片上补充进埋葬地点。”
“中校同志。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这些。”尼古拉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反驳说：“我在战俘营的三个月里。就从来没吃饱过。每天中午或晚上，就会有几个德国兵提着一桶面包，隔着铁丝网朝战俘中间扔。他们扔完以后，就叼着烟卷站在铁丝网外面，看着我们的战友为了争夺几片面包而争来争去。
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大家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家吃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等。”
说到这里的时候，尼古拉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德国人的部队，等待我们的命运，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活饿死。”
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停住脚步等尼古拉走近以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上尉同志，别难过。一切都过去。你和你的战友们所遭受的一切的苦难，将来我们会让德国佬十倍百倍地来偿还。”
尼古拉用衣袖摸了一把眼泪。抬起头，用怀疑的语气反问道：“师长同志，您认为有这么一天吗？或者说，您认为我们能打败已经冲进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吗？”
“那是肯定的，尼古拉上尉。”如果说谁对苏军战胜德军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那个人肯定就是我。虽然我不能透露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日期，但却不妨碍我将最后的结果告诉我身边的指战员们，以增加他们抗击敌人的信心和士气。“没看敌人目前的攻势猛烈，但他们的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攻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弱，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展开反击，将他们彻底地消灭掉。”
“您说是彻底消灭掉，”尼古拉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谨慎地问道：“而不是将来犯的敌人击溃吗？”
我知道尼古拉问这话的缘故，眼看第62集团军都被保卢斯打得苦不堪言了，而我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军可以全歼来犯之敌，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不是我的军衔最高，估计早就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开了。为了让大家安心，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去年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部队气势汹汹地扑向莫斯科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并击溃敌人？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不光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趁机收复了不少的地区。
别看到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暂时占据了上风，可是你看看他们对我们的马马耶夫岗投入了多少兵力，发起过多少次进攻，可到现在依旧没能从我们的手里把阵地夺过去。”我这么一说，谢杰里科夫和尼古拉似乎被我说服了，两人都在不停地点着头，表示认同我所说的话。
我抬手看了看表，随后对谢杰里科夫说：“中校同志，从今天起，尼古拉上尉和他的部队就编入你的一团，番号就用一营吧。”见谢杰里科夫点头表示同意，我又扭头问尼古拉：“上尉同志，你没有意见吧？”
尼古拉使劲地摇摇头以后，果断地回答说：“报告师长同志，我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三团的防区。戈都诺夫和他的几名手下似乎等了很长的时间，见我们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就带头一路小跑了过来。
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向我恭谨地报告说：“报告师长，您让我召集的指挥员们已集中起来了，共有39人。”他说着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房说，“他们目前都待在那个建筑物的会议室里，等待着您的到来。”
我和戈都诺夫握完手以后，又和他带来的几名指挥员一一握手。在握到最后一个人时，我意外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指挥员，穿的不是陆军的制服，而是坦克兵的制服。看着这人面熟，但仓卒之际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我只好歉意地说道：“坦克兵指挥员同志，我看着您很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您的名字。”
没等坦克兵指挥员回答我的问题。听到我说话的戈都诺夫已经走过来。抢先介绍说：“师长同志，难道您忘记了？这是瓦吉姆啊，是坦克营的营政委，当初他还是跟着夏平政委，被您一起从集团军司令部带过来的啊。”
尼古拉所说的故事，让每个听到的人都沉默了下来。∈↗我们多少听到过一些战俘营的故事，只知道大部分的战俘被露天安置，即使到了秋天，也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在铁丝网围成的战俘营里，在忍饥挨饿中自生自灭，却从来没想到德军居然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的指战员。
“后来呢？”谢杰里科夫瓮声瓮气地问道；“那些被杀害的战俘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尼古拉耸了耸肩膀，有些无奈地说道：“德国人让我们挖了两个大坑，把所有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浇上汽油放火焚烧。等尸体被烧得半焦了，再让我们用土把坑填上。”
只听谢杰里科夫又问：“可是我听说的，却是另外一码事。据说德国人对我军的战俘进行了严格的登记管理，进行过专门核算，对哪个集中营内有多少战俘、需要准备和分配多少必须的食品份额都有明确的、具体的概念。集中营内每名战俘都有一张所谓的‘身份卡’，正面是编号和名字，背面记载着所有的个人情况，如民族、职业、军衔、被俘时的部队、被俘地点、健康状况、被俘或运送到集中营时的伤病情况等，还经常写上家庭住址。登记时还留有指纹，拍过照片。死后还会在卡片上补充进埋葬地点。”
“中校同志。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这些。”尼古拉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反驳说：“我在战俘营的三个月里。就从来没吃饱过。每天中午或晚上，就会有几个德国兵提着一桶面包，隔着铁丝网朝战俘中间扔。他们扔完以后，就叼着烟卷站在铁丝网外面，看着我们的战友为了争夺几片面包而争来争去。
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大家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大家吃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等。”
说到这里的时候，尼古拉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德国人的部队，等待我们的命运，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活饿死。”
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停住脚步等尼古拉走近以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上尉同志，别难过。一切都过去。你和你的战友们所遭受的一切的苦难，将来我们会让德国佬十倍百倍地来偿还。”
尼古拉用衣袖摸了一把眼泪。抬起头，用怀疑的语气反问道：“师长同志，您认为有这么一天吗？或者说，您认为我们能打败已经冲进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吗？”
“那是肯定的，尼古拉上尉。”如果说谁对苏军战胜德军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那个人肯定就是我。虽然我不能透露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日期，但却不妨碍我将最后的结果告诉我身边的指战员们，以增加他们抗击敌人的信心和士气。“没看敌人目前的攻势猛烈，但他们的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攻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弱，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展开反击，将他们彻底地消灭掉。”
“您说是彻底消灭掉，”尼古拉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谨慎地问道：“而不是将来犯的敌人击溃吗？”
我知道尼古拉问这话的缘故，眼看第62集团军都被保卢斯打得苦不堪言了，而我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军可以全歼来犯之敌，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不是我的军衔最高，估计早就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开了。为了让大家安心，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去年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部队气势汹汹地扑向莫斯科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并击溃敌人？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不光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趁机收复了不少的地区。
别看到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暂时占据了上风，可是你看看他们对我们的马马耶夫岗投入了多少兵力，发起过多少次进攻，可到现在依旧没能从我们的手里把阵地夺过去。”我这么一说，谢杰里科夫和尼古拉似乎被我说服了，两人都在不停地点着头，表示认同我所说的话。
我抬手看了看表，随后对谢杰里科夫说：“中校同志，从今天起，尼古拉上尉和他的部队就编入你的一团，番号就用一营吧。”见谢杰里科夫点头表示同意，我又扭头问尼古拉：“上尉同志，你没有意见吧？”
尼古拉使劲地摇摇头以后，果断地回答说：“报告师长同志，我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三团的防区。戈都诺夫和他的几名手下似乎等了很长的时间，见我们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就带头一路小跑了过来。
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向我恭谨地报告说：“报告师长，您让我召集的指挥员们已集中起来了，共有39人。”他说着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房说，“他们目前都待在那个建筑物的会议室里，等待着您的到来。”
我和戈都诺夫握完手以后，又和他带来的几名指挥员一一握手。在握到最后一个人时，我意外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指挥员，穿的不是陆军的制服，而是坦克兵的制服。看着这人面熟，但仓卒之际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我只好歉意地说道：“坦克兵指挥员同志，我看着您很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您的名字。”
没等坦克兵指挥员回答我的问题。听到我说话的戈都诺夫已经走过来。抢先介绍说：“师长同志，难道您忘记了？这是瓦吉姆啊，是坦克营的营政委，当初他还是跟着夏平政委，被您一起从集团军司令部带过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