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问杨士琦道：“杏城啊，你觉得如果北洋与民党开战，徐天宝那个什么复兴党会站在哪边呢？”
杨士琦笑道：“依我看，他只会站在自己那边，坐山观虎斗。”
杨度也笑道：“杏城所想，与我不谋而合！”
徐世昌也说道：“我与两位想的一样，如果要战，那么项城你必须速战速决，万不可拖沓。迟则生变~徐天宝这人的雄心壮志不亚于项城~”
“嗯~！”袁世凯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好吧，俄国人那里让他继续谈，外交部把他送来的条约再细细推敲一下，找出些不痛不痒的小毛病跟他扯扯皮~~一切都要等我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再说。”
陆征祥苦笑着点了点头
1913年4月8日
参众两院的选举终于有了结果，国民党以微弱优势压倒了进步党和共和党的联盟，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派，也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政府的执政党。尽管柴东亮如约将安徽、江西的选票投给了梁启超，进步党依然败给了实力雄厚的国民党。这也是宋教仁留给国民党的一笔政治遗产。
孙文力主的南方各省**并且出兵讨伐袁世凯成了泡影，在大部分国民党高层人物看来，在国会即将召开国民党获胜在即的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地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地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地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1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地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不过，袁世凯也做出了姿态，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之职，改由段祺瑞出任。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同时，袁世凯继续运用纯熟的政治手腕为自己赢得积分，袁世凯沉住气有理有节优抚家属，送宋子留学，下令严惩凶手，并表示依法严处，对国民党的声讨、谩骂只是不厌其烦说明罢理。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的模样，从被动变为主动，还赢得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
而国民党这方面，则是一味地的声讨，在公开场合国民党人士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如：“推翻”、“流血”，给袁世凯送一个信息，国民党要武力动手。可事实上又迟迟不动手，不但没有争得人民群众和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还弄得打草惊蛇，让袁世凯有了准备。
沸沸扬扬的参众两院选举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困扰袁世凯许久的善后大借款也终于敲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二十七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两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以九折出售，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等于只有两千一百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七折八扣之后，实际上袁世凯拿到手的不足一千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了，这笔正常的借款合同居然条件比庚子赔款的还要苛刻。作为合同的担保，“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首先就遭到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孙文则秘密地将手中的六十万公债和四十万外国股票在义丰银行抵押贷款，随后把这笔巨款交给陈英士，让他从陶成章手里买军火。陈英士则更绝，他向各路青帮人马许诺，二次革命成功之后，自己肯定是当上海都督的。等上海都督的位置一到手，就在上海华界码头也实行鸦片公卖！就这样的空头支票，居然也引得各路人马乃至广东福建那边的鸦片商人也不断地上门。大家都是叙辈分、开香堂、分鸦片发行的路线、争码头地盘，闹得是乌烟瘴气。这些人物可不是开支票，一麻袋一麻袋的现大洋钞票还有黄的白的。不到一个月，二三百万的现款就到手了。
杨士琦笑道：“依我看，他只会站在自己那边，坐山观虎斗。”
杨度也笑道：“杏城所想，与我不谋而合！”
徐世昌也说道：“我与两位想的一样，如果要战，那么项城你必须速战速决，万不可拖沓。迟则生变~徐天宝这人的雄心壮志不亚于项城~”
“嗯~！”袁世凯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好吧，俄国人那里让他继续谈，外交部把他送来的条约再细细推敲一下，找出些不痛不痒的小毛病跟他扯扯皮~~一切都要等我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再说。”
陆征祥苦笑着点了点头
1913年4月8日
参众两院的选举终于有了结果，国民党以微弱优势压倒了进步党和共和党的联盟，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派，也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政府的执政党。尽管柴东亮如约将安徽、江西的选票投给了梁启超，进步党依然败给了实力雄厚的国民党。这也是宋教仁留给国民党的一笔政治遗产。
孙文力主的南方各省**并且出兵讨伐袁世凯成了泡影，在大部分国民党高层人物看来，在国会即将召开国民党获胜在即的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地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地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地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1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地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不过，袁世凯也做出了姿态，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之职，改由段祺瑞出任。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同时，袁世凯继续运用纯熟的政治手腕为自己赢得积分，袁世凯沉住气有理有节优抚家属，送宋子留学，下令严惩凶手，并表示依法严处，对国民党的声讨、谩骂只是不厌其烦说明罢理。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的模样，从被动变为主动，还赢得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
而国民党这方面，则是一味地的声讨，在公开场合国民党人士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如：“推翻”、“流血”，给袁世凯送一个信息，国民党要武力动手。可事实上又迟迟不动手，不但没有争得人民群众和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还弄得打草惊蛇，让袁世凯有了准备。
沸沸扬扬的参众两院选举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困扰袁世凯许久的善后大借款也终于敲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二十七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两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以九折出售，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等于只有两千一百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七折八扣之后，实际上袁世凯拿到手的不足一千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了，这笔正常的借款合同居然条件比庚子赔款的还要苛刻。作为合同的担保，“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首先就遭到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孙文则秘密地将手中的六十万公债和四十万外国股票在义丰银行抵押贷款，随后把这笔巨款交给陈英士，让他从陶成章手里买军火。陈英士则更绝，他向各路青帮人马许诺，二次革命成功之后，自己肯定是当上海都督的。等上海都督的位置一到手，就在上海华界码头也实行鸦片公卖！就这样的空头支票，居然也引得各路人马乃至广东福建那边的鸦片商人也不断地上门。大家都是叙辈分、开香堂、分鸦片发行的路线、争码头地盘，闹得是乌烟瘴气。这些人物可不是开支票，一麻袋一麻袋的现大洋钞票还有黄的白的。不到一个月，二三百万的现款就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