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客栈的徐天宝正要让人打水洗脚,门外又有人来访,来人手拿请帖,恭恭敬敬地说道:“虞老板请徐公子去丹桂园看戏,车马已经准备好了。”

    徐天宝又只得穿上鞋袜,跟着来人下楼,坐上虞洽卿准备好的马车,去往丹桂园。

    丹桂园在小东门附近,是上海最早的营业性*戏园之一。桂园观剧被推崇为晚清上海租界的十大景观之首。

    为吸引和招揽观众,丹桂园穷极奢华,除了富丽堂皇的中式装修,还采用了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最先进的煤气纱罩灯,悬挂于戏园大门口和戏台前,作为照明工具,每当夜戏开演,观众坐在戏园里,但觉“最为巧妙绝烟氛,地火光明面半醺。上下楼台都照澈,暗中机括熟能分”。

    戏园内有为阔绰主顾们设置的“官厅”、“包厢”,也有为普通观众安排的“楼厅”、“边厅”。不同档次座位戏价各异。同光年间戏价为:“正厅包厢,每客售洋八角,廉者四五六角不等。起码则青蚨百文或数十文;正厅设于楼上,每客日售钱二百文,夜二百八十文,厢楼每客日售钱一百二十文,夜售钱一百八十文。不同的戏资享受不同坐席,舒服程度不同。戏园的服务有时真是别出心裁,如“备有木制之小搁脚凳,作优待女宾之需”。戏园除有茶供品尝外,还有瓜子、点心供应。戏园热闹非凡,“丹桂园兼一美园,笙歌从不间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

    早期京班戏园价格是比较贵的,“四元在手邀花酒,八角无踪入戏场”。同治中叶上海的大米市价为两元一担,市上大饼和馒头每个只三四文小钱,普通平民人均生活费每日为十几文小钱。八角的戏资加上戏园里面瓜子、水果、糕点、手巾等小账费用显然是不菲的消费。据当时报纸记载,上海“戏馆每二人戏资,可为每一月五名寡妇养赡之费”。由此可见,到京班戏园看戏是一项奢侈的享受,戏园在清末有“销金窟”之称,时人认为:“窟之大者有三:曰妓馆,曰戏馆,曰酒馆,一日夜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

    因此,若是请你去戏园看戏,那是相当高规格的款待了。

    虞洽卿请客,自然是坐在二楼的雅座,用一个欧洲人看歌剧时常用的小望远镜观看舞台。此刻演的戏码是《穆桂英挂帅》,演穆桂英的是一位名叫于木兰的女伶。她是虞洽卿的干女儿。

    京剧表演中本无女性演员,京剧女伶是京剧在上海嬗变过程中出现的。同治初年,一个京班二路丑角李毛儿,在上海创建了一女子童伶戏班,学艺者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年龄在10至16岁,这个女戏班不进戏园,专应富绅官宦家的堂会,李毛儿借此获利丰厚,引发他人纷纷投资创办女戏班,以图获利。为扩大影响,一些班主延请京伶对髦儿戏伶人悉心教授京剧的唱念等基本功,培养出一批色艺俱佳的女伶,女伶开始崭露头角。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二马路石路口(今九江路福建路口)出现了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其后又有霓仙、群仙、女丹桂、云仙、玉仙等女戏园开办,自此髦儿戏班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女伶正式登上城市戏剧舞台。

    法租界群舞台有老生恩晓峰、花旦张文艳、武生小宝珊;宝善街丹桂茶园有青衣刘喜奎,武生牛桂芬,老生桂云峰,花旦白玉梅;群仙茶园有文武老生小长庚,武旦一阵风,花旦小金仙,一时云蒸霞蔚。所有后来在京剧界成名的女伶人,十九来自上海,因而追本溯源,上海可称得上是坤角的发祥地。

    于木兰只是一个新人,和现在的娱乐圈一样,一个新人,尤其是女艺人,要向出名成角儿,没有大老板捧是不行的。光唱得好还不行,红了就有人来捣乱,必须有背景的人出来压场子,尤其坤角必须找有实力的认干爹,否则就有大麻烦。所以北方来的角来上海首先要“拜客”,拜客也不能瞎闯要送到点上,于是当时上海出现一种职业,专门带或者陪着角儿去拜客,这些人通常称白相人,人头熟和黑白两道都通的,跟北方说的能人的含义差不多,拜的客人一是老头子,老头子指的是当时青帮的一些大亨,拜客的礼物通常为“老四样”,口菇、通州密枣,熏茶、青酱肉,都是北方的名贵特产,比如这个口菇,就是特指张家口的一种名种蘑菇,一年才出产个一二百斤的,在当时价格就是30银洋一斤,算是很名贵。

    以虞洽卿在法租界的地位,于木兰自然毫不犹豫地拜了他做干爹。

    舞台上,于木兰扮演的穆桂英刷了一个潇洒的花枪探海的动作,一下子就把一个“辽兵”打得连滚带爬

    “好~~”观众们心中其实把辽兵当做了洋兵,于是台下观众纷纷喝彩

    虞洽卿也拍了拍手,徐天宝也附和着拍手

    虞洽卿笑道:“天宝啊,你有台甫吗?”台甫就是问对方表字的一种敬辞

    徐天宝一怔,随即答道:“小字振华。”

    “难怪~”虞洽卿笑道:“家中还有何人?”

    “父母都在美国,早年病逝,振华回国投奔亲戚,却不想亲戚也已经过世。现在热河有一个族中世伯。”徐天宝答道

    “哦~”虞洽卿哦了一声,说道:“振华可听说租界有一个万国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