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北方的反应
五天之后，吴绍霆在返回广州的船上收到了上海发来的电报，上海火车站枪击案有了突破的进展，一个古董商人向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了线索。顺着线索上海都督府和警察局抓到了两个涉案人员，一个是上海青帮老大应桂馨，另一人是炮击凶手武士英。这个消息让吴绍霆感到很惊讶，历史上枪击案的凶手应该是武士英才对，怎么现在又变成了炮击案的凶手？（武士英请关注凤凰卫视宋教仁遇刺案分析，此人未必是真正的开枪凶手）又过了一天，蒋志清私人发了一封电报详细阐述了行刺案侦缉工作，电报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应桂馨在审问中承认策划枪击宋教仁的行动，却坚持否认炮击沪宁铁路医院的事情，对炮击案全然不知。武士英则承认炮击事件的主使，但在审问过程中很多描述前后颠倒，疑点重重。根据调查，武士英曾在山西参军，然而根本不懂得大炮的操作。
吴绍霆看完了电报，同样皱起了眉头，喃喃自语的说道：“不可能，武士英不可能炮击医院。既然他不是上海火车站的枪手，那就更不可能策划炮击了，这家伙就是一个土包子！”
邓铿奇怪的问道：“都督，您认识这个人？”
吴绍霆怔了怔，随即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认识，但是从枪击到炮击期间不到三个小时，武士英是应桂馨的跟班，他如果没有应桂馨的资助哪里搞来一门土炮？应桂馨能承认策划了枪击案，没必要还要隐瞒炮击案，这说明应桂馨确确实实不知道炮击的事。”
邓铿点了点头，说道：“是呀，疑点太多了。”
吴绍霆沉思片刻，继而眯起了眼睛说道：“枪击案和炮击案是两伙不同的人指使策划，一定是这样。武士英说不定是一个知情人。士元马上回一封电报到上海，让介石从武士英身上寻找突破口。”
邓铿有些疑虑，他小心翼翼的问道：“都督，蒋志清是上海都督府的人，我们没权力命令他。更何况既然我们都离开上海了，这件事就交给陈都督他们来处理吧。就算把电报发过去只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吴绍霆本来还想训斥邓铿一句，可是回头一想邓铿说的未必是错，陈其美对他在上海越权的事情本来是怀恨在心了，何必还要多生一事？其实他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不是“正”就是“反”，而现在出现了两次不同的袭击，或许“正反两方”都参与其中。这件事只用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他沉吟了一阵，随即挥了挥手说道：“那就先这样吧。”
三月七日，吴绍霆抵达广州。此时广州各大报纸已经连续报道了上海宋教仁遇刺事件很久了，都督府新闻部还特意利用站在政府这边的《广州日报》、《广东革命周刊》等，大肆宣扬了吴绍霆英勇相救宋教仁的事迹。因此在吴绍霆的船靠岸上，码头上有不少市民前来迎接，高声欢呼吴都督的威名。
吴绍霆在民众面前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一面，一会儿挥手致意，一会儿拱手道谢。当他回到都督府之后，却立刻变了一副脸色，雷烈风行的召集了都督府参谋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加强对革命粤军第三师的装备，以及第一师的重新布防，俨然是一副大战临头的趋势。这一举动引起了都督府上下的紧张，吴绍霆向众人做了一番局势的分析，认定迟早会有大变，众人只得遵从命令执行。
年初第一师全军更换了德式装备，退下的步枪暂时存放在军械库。吴绍霆很快派人联络了湖南衡阳的焦达峰，用单价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
黄兴、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世凯。他们同时询问了宋教仁的意思。宋教仁在这个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既不愿意放弃北上组阁的宏愿，又对北洋政府阴谋手段痛心不已。黄兴并非不想一战，他这个时候脑袋很清晰，北洋派在过去一年早已做好了军事准备，革命军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通过法制制裁是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认清袁世凯的嘴脸，顺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准备。
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意见不一，没有统一的主导指挥，导致全国各省左右不定。
三月十二日傍晚，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大总统办公厅十分热闹，各级政务官员对上海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曹汝霖夹着公文包快步从大门外走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众人，向内办公室走去。大家看到神色匆匆的曹汝霖如一阵风一般掠过，不禁有些好奇起来。不过曹汝霖中途没有任何停留，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大家也无从开口询问。
来到内办公室大门口，侍从官看到是曹汝霖，并任何无阻拦，推开门让曹汝霖进去了。
袁世凯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脸色显得很郁闷，甚至还带着几分火气。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搁着一根还在冒烟的雪茄，这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驻华主席送来的多米尼加雪茄，不过袁世凯根本没有抽上两口。他现在心烦意乱，几乎已经到了大发脾气的临界点。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分别是陆宗舆、陆建章、赵秉钧、杨士琦，这四个人脸色各有不同。赵秉钧的脸色最为难看，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好像正在被人从精神进行毒打。
五天之后，吴绍霆在返回广州的船上收到了上海发来的电报，上海火车站枪击案有了突破的进展，一个古董商人向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了线索。顺着线索上海都督府和警察局抓到了两个涉案人员，一个是上海青帮老大应桂馨，另一人是炮击凶手武士英。这个消息让吴绍霆感到很惊讶，历史上枪击案的凶手应该是武士英才对，怎么现在又变成了炮击案的凶手？（武士英请关注凤凰卫视宋教仁遇刺案分析，此人未必是真正的开枪凶手）又过了一天，蒋志清私人发了一封电报详细阐述了行刺案侦缉工作，电报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应桂馨在审问中承认策划枪击宋教仁的行动，却坚持否认炮击沪宁铁路医院的事情，对炮击案全然不知。武士英则承认炮击事件的主使，但在审问过程中很多描述前后颠倒，疑点重重。根据调查，武士英曾在山西参军，然而根本不懂得大炮的操作。
吴绍霆看完了电报，同样皱起了眉头，喃喃自语的说道：“不可能，武士英不可能炮击医院。既然他不是上海火车站的枪手，那就更不可能策划炮击了，这家伙就是一个土包子！”
邓铿奇怪的问道：“都督，您认识这个人？”
吴绍霆怔了怔，随即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认识，但是从枪击到炮击期间不到三个小时，武士英是应桂馨的跟班，他如果没有应桂馨的资助哪里搞来一门土炮？应桂馨能承认策划了枪击案，没必要还要隐瞒炮击案，这说明应桂馨确确实实不知道炮击的事。”
邓铿点了点头，说道：“是呀，疑点太多了。”
吴绍霆沉思片刻，继而眯起了眼睛说道：“枪击案和炮击案是两伙不同的人指使策划，一定是这样。武士英说不定是一个知情人。士元马上回一封电报到上海，让介石从武士英身上寻找突破口。”
邓铿有些疑虑，他小心翼翼的问道：“都督，蒋志清是上海都督府的人，我们没权力命令他。更何况既然我们都离开上海了，这件事就交给陈都督他们来处理吧。就算把电报发过去只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吴绍霆本来还想训斥邓铿一句，可是回头一想邓铿说的未必是错，陈其美对他在上海越权的事情本来是怀恨在心了，何必还要多生一事？其实他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不是“正”就是“反”，而现在出现了两次不同的袭击，或许“正反两方”都参与其中。这件事只用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他沉吟了一阵，随即挥了挥手说道：“那就先这样吧。”
三月七日，吴绍霆抵达广州。此时广州各大报纸已经连续报道了上海宋教仁遇刺事件很久了，都督府新闻部还特意利用站在政府这边的《广州日报》、《广东革命周刊》等，大肆宣扬了吴绍霆英勇相救宋教仁的事迹。因此在吴绍霆的船靠岸上，码头上有不少市民前来迎接，高声欢呼吴都督的威名。
吴绍霆在民众面前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一面，一会儿挥手致意，一会儿拱手道谢。当他回到都督府之后，却立刻变了一副脸色，雷烈风行的召集了都督府参谋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加强对革命粤军第三师的装备，以及第一师的重新布防，俨然是一副大战临头的趋势。这一举动引起了都督府上下的紧张，吴绍霆向众人做了一番局势的分析，认定迟早会有大变，众人只得遵从命令执行。
年初第一师全军更换了德式装备，退下的步枪暂时存放在军械库。吴绍霆很快派人联络了湖南衡阳的焦达峰，用单价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
黄兴、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世凯。他们同时询问了宋教仁的意思。宋教仁在这个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既不愿意放弃北上组阁的宏愿，又对北洋政府阴谋手段痛心不已。黄兴并非不想一战，他这个时候脑袋很清晰，北洋派在过去一年早已做好了军事准备，革命军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通过法制制裁是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认清袁世凯的嘴脸，顺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准备。
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意见不一，没有统一的主导指挥，导致全国各省左右不定。
三月十二日傍晚，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大总统办公厅十分热闹，各级政务官员对上海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曹汝霖夹着公文包快步从大门外走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众人，向内办公室走去。大家看到神色匆匆的曹汝霖如一阵风一般掠过，不禁有些好奇起来。不过曹汝霖中途没有任何停留，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大家也无从开口询问。
来到内办公室大门口，侍从官看到是曹汝霖，并任何无阻拦，推开门让曹汝霖进去了。
袁世凯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脸色显得很郁闷，甚至还带着几分火气。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搁着一根还在冒烟的雪茄，这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驻华主席送来的多米尼加雪茄，不过袁世凯根本没有抽上两口。他现在心烦意乱，几乎已经到了大发脾气的临界点。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分别是陆宗舆、陆建章、赵秉钧、杨士琦，这四个人脸色各有不同。赵秉钧的脸色最为难看，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好像正在被人从精神进行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