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麟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茬,但内心却因为卡尔教授诚恳的表述而生出感慨。在感慨下,赵天麟说道:“卡尔先生,根据我作为教育者的观察,从1915年何锐主席归国后,中国民间的天朝上国理念就开始在中国国内发生了惊人的爆发。”

      “哦?”卡尔教授稍微一愣。他这些年很认真的观察中国国内各种思潮,所以完全同意赵天麟的看法。

      想确立起真正的民族主义理念,需要产生这种理念的人接受过至少初中教育。就如赵天麟方才的调侃所说,如果一个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的人,是没办法生出真正征服世界的构想。

      在何锐之前,中国天朝上国的理念其实是非常平和的。大量民众是从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接触到天朝上国的理念。这与欧洲各国国内都宣传本国最伟大的故事传说没多大分别。只有受过教育的那批中国上层中并不多的一小部分人才明白想维持天朝上国的地位所要面对的危险以及要应对的挑战。

      当何锐在1915年回到中国后,中国的一切都变了。何锐政府所创造出的受教育人群数量比欧洲与美国的总人口都多。当这些人通过学校教育,阅读报纸,听新闻广播以及各种评论节目,都感受到了中国所面对的巨大压力,知道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与过去数十年中遭到的屈辱。自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空前的激发出来。原本是旧上层会说的“天朝上国”,现在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自我认知。

      卡尔教授很感慨的说道:“赵先生,我对于何锐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有着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在道德方面,何锐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的复仇情绪并没有让中国走上成吉思汗的老路。”

      这话发自内心。纳粹相信,优等种族不只有权利,更有义务征服甚至消灭劣等种族。他们相信种族斗争符合自然法则。纳粹的战略构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德国民族统治异族人,特别是斯拉夫人和所谓亚洲人(他们指的是苏联中亚地区人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在他们眼中,这些异族人天生劣等。为了宣传,纳粹往往把这一战略构想粉饰为从“东方”或“亚洲”野蛮人及其犹太领导者和组织者手中拯救西方文明的十字军东征。

      以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当下拥有的强大力量,何锐如果以复仇主义鼓动中国,完全可以让中国现在的战争更加血腥。变成成吉思汗那种“身高过车轮者皆杀”的事情未必不会发生。

      赵天麟点点头,“这就是我最钦佩何主席的地方。他已经越过了复仇主义的层面,他所努力的所有方向都是为了将人类文明推进到更高层次。卡尔教授,在我看来,人类世界新文明的拂晓已经在眼前,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并不久的未来,亲眼看到人类文明的破晓。”

      卡尔教授摇摇头,“我认为想让世界进入全新的时代,就必须先征服整个世界。”

      “卡尔教授,您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有什么评价?”赵天麟问道。

      卡尔教授迟疑了一下才问道:“你说的是共产国际推崇的卡尔·马克思,还是中国推崇的卡尔·马克思?”

      其实这两个马克思是同一个人,不过当下的世界的确出现了两种马克思的形象。革命派推崇的马克思是一个主张摧毁一切旧秩序的革命家,中国推崇的马克思则是一位知识渊博,能力超群,并且向全世界提出了先进方法论的大学者。欧美各国都对革命派推崇的马克思极力打压,却又不得不被中国推崇的马克思所吸引。

      眼见卡尔教授有些顾虑,赵天麟笑道:“你就说说你感兴趣的那个卡尔。”

      卡尔教授又想了想,不情不愿的描述道:“那是一位古典经济学家。”

      赵天麟挤兑起卡尔教授,“我就不这么看。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各种方法论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你们德国就采用了那种方法论。”

      “愿闻其详。”卡尔教授稍微有点赌气的说道。

      “先进的经济制度所拥有的共同特点,就是将生产力进行最高效的配置。落后的经济制度则会制定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运行模式。统治阶级们为了长久的利益,很自然的选择控制力,很自然的将经济运行搞成类似奴隶制的模式。

      在沙赫特时代,德国经济配置效率极高。到了戈林主持经济的几年,配置效率就低了。不过戈林的政策属于目标驱动型,由于戈林真的知道德国需要什么,效率虽然低了一些,但是目标明确,效果很不错。

      等到德国打赢了西欧战役,就变成了内部的统治阶级们瓜分胜利果实。尤其在德国占领区,只要不是被纳入到战争目标驱动领域的经济都出现了很强烈的异化问题。